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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创新药License-out浪潮汹涌的背景下，已在科创板上市三年的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港交所递交主板上市申请，由中信证券担任独家保荐人。

资料显示，益方生物专注于肿瘤、代谢及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的研发，凭借将核心产品授权给贝达药业、正大天晴等头部企业，公司迅速实现了产品商业化与医保覆盖。然而，对招股书及相关资料进行梳理后发现，光鲜的授权合作背后，是盈利难仍陷亏损、商业模式风险突出、融资逻辑存疑、公司治理暗藏隐忧。

贝福替尼应收账款问题仍悬而未决

业务方面，益方生物的商业化路径较为依赖License-out模式，公司目前仅有的两款上市产品——第三代EGFR抑制剂贝福替尼与KRAS G12C抑制剂格索雷塞，均未自建销售团队，两款产品分别独家授权给贝达药业（涵盖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和正大天晴（中国内地）。

从数据表现看，上述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2023年至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营收分别为1.86亿元、1.69亿元和3089.35万元，全部来源于授权合作。

其中，2023年收入的96%以上来自贝福替尼的1.8亿元研发里程碑款；2024年收入重心转向格索雷塞的1.51亿元里程碑款；2025年前三季度则完全依赖两款产品的销售提成，并因医保放量实现了61.27%的同比增长。

然而，截至目前公司仍未实现扭亏，2023年、2024年以及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84亿元、-2.4亿元、-1.81亿元。

同时，随着贝达药业逾期付款事件爆出，公司对产品的最终商业化节奏和现金流回收缺乏控制力、合作方经营状况与履约意愿将对公司业绩表现构成显著影响等问题也暴露出来。

根据协议，贝福替尼在2023年获批非小细胞肺癌二线及一线治疗适应症后，触发了贝达药业支付合计1.8亿元里程碑款的条件。但随后，贝达药业以自身资金安排为由拖延支付，导致这笔款项逾期近两年。

尽管益方生物在会计上已于2023年确认了该笔收入，但现金却迟迟未能回流。最终，公司在2024年被迫对这笔1.8亿元应收账款计提了10%、即1800万元的坏账准备。直至2025年12月26日，公司才收到其中的8000万元，剩余1亿元仍在协商中。

10亿募集资金用于理财仍欲再次募资 部分高管解禁前夕解除一致行动协议

从财务数据看，益方生物似乎并不缺钱。2022年7月，公司以每股18.12元在科创板上市，募资净额19.8亿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拥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6.70亿元、定期存款7亿元、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1.53亿元，类现金资产合计高达15.23亿元，且无任何银行借款。从资金消耗看，2024年公司研发、管理及营业成本三项核心支出合计仅为4.4亿元。

此外，截至2025年6月末，前次科创板募集资金尚余10亿元未使用。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董事会批准使用不超过10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截至2025年6月末，实际投入理财的金额已达7.61亿元。

账上现金充沛、短期无流动性风险、尚有大量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理财，却又积极寻求募集新资金，益方生物再度募资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或待考证。

除了商业与财务风险之外，益方生物的内部治理隐忧同样值得关注。资料显示，公司的股权结构呈现分散化趋势，且原有的控制权安排已出现松动。具体而言，创始人王耀林、江岳恒、代星均为美国籍，三人原通过一致行动协议合计控制约28.58%的股份，为控股股东。

然而，2025年7月，该协议到期后，核心高管张灵及其关联方因个人原因选择不再续签，王耀林也出于“行政便利”不再续签。解除一致行动后，三创始人合计持股比例降至27.26%。若港股发行成功，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将被进一步稀释。

值得关注的是，与此同时公司正面临大规模股份解禁带来的潜在市场压力。根据公告，王耀林、江岳恒、代星、张灵等股东持有的合计约1.61亿股（占总股本27.79%）股份，将于2026年1月26日迎来解禁。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配套规则，大股东（通常指持股5%以上的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无论其自身持股是否达到5%，在减持规则上被视为与大股东同等对待，这意味着一致行动人需要遵守原本仅适用于大股东的、更严格的减持限制，如提前15个交易日披露减持计划等。

部分高管在解禁前夕退出一致行动协议，叠加2025年已有礼来亚洲基金旗下基金、ABA-Bio等机构股东累计减持超2500万股、提现超4.5亿元的先例来看，此举是否为后续减持铺路有待观察。

此外，公司高管薪酬也备受关注。2023年至2024年，董事长王耀林、副总经理张灵、代星、江岳恒四人的年薪总额均超过2500万元，在国内Biotech企业中处于高端水平。这与公司持续亏损、尚未实现自我造血的经营现状形成对比，如何平衡核心团队激励与股东回报、公司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治理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